早报: 建筑保留课题历久弥新

　保留旧建筑等于保留集体记忆，这已是新加坡人的共识。市区重建局1989年开始推行有关计划，至今已保留了超过6500座建筑，可说成绩斐然。
　　但是，属于市建局1967年首批发售、加冷公园地段的水上餐厅——海京楼突然被征用的消息，却让一些公众认为，它是新加坡著名地标之一，走进历史未免可惜。
　　《早报星期天》昨日的一篇特写《留住老屋　留住记忆》，争议的焦点是加东安柏路一栋有95年历史的老洋房。老房子被业主卖给发展商，准备兴建高楼公寓，引起60名热心人发动称为“历史建筑拯救计划”的一项保屋运动。
　　再往上推，史丹福路国家图书馆的红砖建筑，大坡牛车水区的旧同济医院，福康宁山麓的国家剧场，都在不同时期引起公众的议论，甚至发起情绪激昂的挽留运动。这让我们意识到，保留旧建筑的课题永远不会过时，历久弥新。
　　为什么会有这些争议？6500多座建筑得以保留，还不够吗？人们到底争议些什么？
　　集体记忆是个牵涉层面很广的复杂课题，不同的建筑，对不同的社会群体，意含也是不一样的。然而，要是沿着民众的“声音来源”作一探索，再对照资产转手的决策过程，归纳起来，矛盾其实不光出在经济发展与感情记忆的简单对立。“话语权”的因素，也应该是其中之一。
　　安柏路老房子为什么没法保留？市建局说，研究的结果是“最后因考虑到洋房的地段太狭窄，若强制保留洋房，将意味着发展商根本无法在这个地段兴建任何建筑”。
　　海京楼为什么看来也无法保留？社会发展、青年及体育部发出的信息是：海京楼是否拆除，取决于同体育城有25年合约的财团，因此“如果中选的财团决定不保留海京楼，（当局）希望新加坡人能够理解。”
　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21年前，海京楼曾面对过一次拆除的命运，只是因为有关方面对兴建水上运动设施的条件谈不拢，此楼因此得以“保留”。据记者的了解，两次的何去何从，海京楼的业主都“蒙在鼓里”，差别只是在于有没有听到“突然征用”的消息罢了。
　　换句话说，人们要求保留某项建筑，固然是有许多个别的感情因素，比如海京楼提供的番薯粥和台湾小吃、史丹福路图书馆曾是年轻人安乐窝等等；但大家共同体验的，则是一种对记忆的“保留”所面对的无力感。
　　发展自然是硬道理，根据经济原则，政府和发展商的确可以提出建筑物或某些建筑必须拆除的充分理由。与之相比，民众的声音是薄弱的，“理由”可能亦不够充分。但是在拆与留之间，在6500多座建筑的具体成绩之外，有关当局或许也可以从一些软性的层面，多开一扇听取与兼纳民意之门。
　　因为民众会根据一些“拆除－发展”的旧例，评估当时拆除的理由：比如质疑国家剧场留下的平地，有些什么经济意义。我们也看到，旧同济医院曾有一位业主，花了数百万元装修旧楼，准备经营餐饮业，但在得知这栋房子的历史与华人祖辈的奋斗不可分割后，毅然退出。
　　再如前南洋大学的牌坊，虽因大学的重建而失去了原有功能，但它的拆除，却找不到承包商来承担。云南园内的小型复制品，也引来“真假西天”的感慨。
　　诚然，建筑保留的课题，反映的是许多“人同此心”的民情，普世的价值观。